叶剑英：为毛主席守灵了；
刘伯承：为毛主席守灵了；
徐向前：为毛主席守灵了；
聂荣臻：为毛主席守灵了；
毛主席去世时，只有他们4人尚在人世。他们纷纷在这一特殊时刻，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与怀念。
一九七六年九月，北京城里那股气压，像是忽然沉了下去。
天还没亮透，消息已经在极小的范围里传开。九日零时十分，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知消息的几位“局外”人，不是旁观者，也不是普通干部，而是被紧急叫去处理遗体保存问题的人。卫生部部长刘湘屏，医学科学院的杨纯、徐静，都在这一刻被卷了进去。徐静后来回忆，脑子当时一下子空了，像被人迎面闷了一棍。
这事说突然，也不算完全突然。此前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已经从报纸上的照片、新闻纪录电影里，看见毛主席明显衰老了。沙博理就说，至少一年以前，很多人心里已经隐隐知道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真到了眼前，还是没人顶得住。
那不是简单一句“悲痛”能装下的，更像脚底下一空，胸口也跟着发虚。
中央反应很快。政治局成员在毛主席遗体前默哀鞠躬后，马上商量治丧和遗体保存，成立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。与此同时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下达指示，从九月九日上午八时起，全军进入一级战备。这个动作分量很重，说明那天不只是办丧事，还是一个极敏感的关口。
傅学正在军委办公厅做机要工作，接过电报时，头嗡地一下就大了，眼泪顺着往下掉。他接着要去给几位老同志传达消息，刘志坚闻讯后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谭政脸色发白，斜靠在沙发上，一时连气都喘不匀。
真正让全国都绷不住，是下午四点那一阵广播。下午三点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反复预告，说四点有重要广播。北京城里已经起了变化，学校楼顶突然降半旗，街上的大喇叭一遍遍响，军人提前被召集，中学生都觉出不对劲。
四点整，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播出，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正式传开。那一刻，很多地方像被按了暂停。清华大学当天下午开会，八百名干部坐在会场里，消息一宣布，整个屋子立刻哭成一片。有人泣不成声，有人直接昏倒。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脑子一片空白，回宿舍那十几分钟的路，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连方向都走岔了。
九月十日晚，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。
接下来几天，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、驻华使节、来华外宾，共有三十多万人前往吊唁，瞻仰遗容。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排队告别，进了灵堂，很多人腿都是软的。罗瑞卿第三天去时坐着轮椅，痛哭不止，偏还非要站起来鞠躬，连着鞠了五六次。
高智在遗体前站了很久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郭沫若抱病前来，硬撑着也要看最后一眼。浩然在守灵时看见郭凤莲哭得几乎被人架出去，又看见李敏、李讷走到灵床边，鞠了躬，站着凝视片刻，再默默离开，脸上已经没有什么表情，像整个人都木住了。
叶剑英在这几天的集体吊唁和守灵活动中，站在了极显眼的位置。九月十六日下午五点三十分，中央政治局成员再次集体吊唁，并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，直到六点结束。这个场景分量很重，因为它不是普通礼节，而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中心人物最后的送别。
至于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聂荣臻，在毛主席去世时，旧战争年代一路走过来的元帅中，仍在世者已寥寥无几。走到这一步，再硬的汉子，心里那根弦也会发颤。
灵堂里面是压着声的哭，灵堂外头就是整座国家都在发抖。
韶山的乡亲听到广播，不敢相信，嘴里反复念叨，真是三哥吗。南京下关有人家原本正办婚事，红喜字都贴上去了，收音机一响起哀乐，迎亲停下，红对联红喜字一张张揭掉。
黑龙江、武汉、宝鸡、福州、厦门，不少地方都哭成一片。有人戴黑纱站在街上发愣，有人干脆瘫在地上嚎啕。湖南益阳一县就设灵堂二百八十四处，中心灵堂献花圈二百七十一个。有的地方，黑纱一戴就是一个月。
九月十八日下午，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。首都百万群众早早赶来，广场和长安街站得满满当当。下午三时，大会开始，全场肃立，默哀三分钟，五百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哀乐。
王洪文主持，华国锋致悼词。念到中段时，华国锋身体一歪，差点站不稳，勉强才把全文念完。台上沉着脸，台下压着哭声，北京静得出奇，全国也静得出奇。
可很多人心里都明白，国丧之外，另有一层更深的紧张已经冒头。有人盯着治丧委员会名单看，有人盯着站位看，有人担心中国往后往哪边走。不到一个月，华国锋、叶剑英等采取断然措施，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那场拖了十年的内乱，这才算真正收住。
回头再看，那几天最扎人的，不只是哀乐，也不只是眼泪，是很多人忽然发现股票投资公司，那个总觉得还会站在前头的人，真的不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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