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叶剑英:为毛主席守灵了;
刘伯承:为毛主席守灵了;
徐向前:为毛主席守灵了;
聂荣臻:为毛主席守灵了;
毛主席去世时,只有他们4人尚在人世。他们纷纷在这一特殊时刻,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与怀念。
一九七六年九月,北京城里那股气压,像是忽然沉了下去。
天还没亮透,消息已经在极小的范围里传开。九日零时十分,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知消息的几位“局外”人,不是旁观者,也不是普通干部,而是被紧急叫去处理遗体保存问题的人。卫生部部长刘湘屏,医学科学院的杨纯、徐静,都在这一刻被卷了进去。徐静后来回忆,脑子当时一下子空了,像被人迎面闷了一棍。
这事说突然,也不算完全突然。此前很长一段时间,人们已经从报纸上的照片、新闻纪录电影里,看见毛主席明显衰老了。沙博理就说,至少一年以前,很多人心里已经隐隐知道,这一天迟早会来。真到了眼前,还是没人顶得住。
那不是简单一句“悲痛”能装下的,更像脚底下一空,胸口也跟着发虚。
中央反应很快。政治局成员在毛主席遗体前默哀鞠躬后,马上商量治丧和遗体保存,成立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。与此同时,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下达指示,从九月九日上午八时起,全军进入一级战备。这个动作分量很重,说明那天不只是办丧事,还是一个极敏感的关口。
傅学正在军委办公厅做机要工作,接过电报时,头嗡地一下就大了,眼泪顺着往下掉。他接着要去给几位老同志传达消息,刘志坚闻讯后站起来,在屋里来回踱步,谭政脸色发白,斜靠在沙发上,一时连气都喘不匀。
真正让全国都绷不住,是下午四点那一阵广播。下午三点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反复预告,说四点有重要广播。北京城里已经起了变化,学校楼顶突然降半旗,街上的大喇叭一遍遍响,军人提前被召集,中学生都觉出不对劲。
四点整,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播出,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正式传开。那一刻,很多地方像被按了暂停。清华大学当天下午开会,八百名干部坐在会场里,消息一宣布,整个屋子立刻哭成一片。有人泣不成声,有人直接昏倒。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脑子一片空白,回宿舍那十几分钟的路,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,连方向都走岔了。
九月十日晚,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。
接下来几天,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、驻华使节、来华外宾,共有三十多万人前往吊唁,瞻仰遗容。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排队告别,进了灵堂,很多人腿都是软的。罗瑞卿第三天去时坐着轮椅,痛哭不止,偏还非要站起来鞠躬,连着鞠了五六次。
高智在遗体前站了很久,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郭沫若抱病前来,硬撑着也要看最后一眼。浩然在守灵时看见郭凤莲哭得几乎被人架出去,又看见李敏、李讷走到灵床边,鞠了躬,站着凝视片刻,再默默离开,脸上已经没有什么表情,像整个人都木住了。
叶剑英在这几天的集体吊唁和守灵活动中,站在了极显眼的位置。九月十六日下午五点三十分,中央政治局成员再次集体吊唁,并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,直到六点结束。这个场景分量很重,因为它不是普通礼节,而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中心人物最后的送别。
至于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聂荣臻,在毛主席去世时,旧战争年代一路走过来的元帅中,仍在世者已寥寥无几。走到这一步,再硬的汉子,心里那根弦也会发颤。
灵堂里面是压着声的哭,灵堂外头就是整座国家都在发抖。
韶山的乡亲听到广播,不敢相信,嘴里反复念叨,真是三哥吗。南京下关有人家原本正办婚事,红喜字都贴上去了,收音机一响起哀乐,迎亲停下,红对联红喜字一张张揭掉。
黑龙江、武汉、宝鸡、福州、厦门,不少地方都哭成一片。有人戴黑纱站在街上发愣,有人干脆瘫在地上嚎啕。湖南益阳一县就设灵堂二百八十四处,中心灵堂献花圈二百七十一个。有的地方,黑纱一戴就是一个月。
九月十八日下午,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。首都百万群众早早赶来,广场和长安街站得满满当当。下午三时,大会开始,全场肃立,默哀三分钟,五百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哀乐。
王洪文主持,华国锋致悼词。念到中段时,华国锋身体一歪,差点站不稳,勉强才把全文念完。台上沉着脸,台下压着哭声,北京静得出奇,全国也静得出奇。
可很多人心里都明白,国丧之外,另有一层更深的紧张已经冒头。有人盯着治丧委员会名单看,有人盯着站位看,有人担心中国往后往哪边走。不到一个月,华国锋、叶剑英等采取断然措施,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那场拖了十年的内乱,这才算真正收住。
回头再看,那几天最扎人的,不只是哀乐,也不只是眼泪,是很多人忽然发现股票投资公司,那个总觉得还会站在前头的人,真的不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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