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82年6月15日午后配资选股，小赵，这位副团长叫什么？”在营房门口低声发问，汗水顺着军帽檐滴落。
军区司令难得现身基层，他用扫射般的目光端详眼前的年轻军官，那张脸越看越熟。端礼毕，车队即将发动，他却突然站住脚，扭头回喊：“把那副团长叫来，我再看看。”随从面面相觑，只得照办。
另一次细看，他依旧肯定自己以前见过这副团长，但一时想不起名字。等听到师长汇报“吴崇德，炮兵副团长，江苏人”，他心里猛地咯噔一下，嘴角几乎同时蹦出一句闷雷似的低语：“糟了，大事不好！”声音虽小，却足以让身边的作训参谋瞪大了眼。
巡察行程紧凑，他在车上翻出作息本，迅速拨通电话。“老首长，你怎么把孩子丢基层也不告诉我？”另一端，吴克华哈哈大笑。“他是我儿子没错，可在队伍里就是个兵。别给我添麻烦，别提前提拔！”尤太忠揉着眉心，无奈又佩服。
认识吴克华不是一天两天。早在1947年八月，他带十六旅死守大雷岗，为全军渡汝河争取时间。那一昼夜，伤亡两千，通讯员用弹药箱当担架运走牺牲者。“天地都在抖，”他事后叹，“人一裹毯子就埋，下不去泪。”可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。
对指挥员而言，地图就是生命。抗美援朝时他文化底子薄，却能对着密密麻麻的朝鲜地名脱口而出。夫人王雪晨半夜拿着电筒临考，他次次答对。“别人用笔记，我用心记，”他说，“打仗差一寸，死一排兄弟，敢马虎？”
除了谨慎，他还有股子仗义劲。1949年冬雨连绵，三兵团准备攻入重庆，他与士兵同淋一夜。有人劝他去屋檐下躲一躲，他摇头：“战士湿，我也湿。”许世友去世后，他自掏腰包从广西买回两段百年楠木，直送南京做棺材；王近山被下放，连朋友都躲，他却连夜赶去车站迎人。
1973年春，邓小平刚被允许回京，屋里除了残茶就是纸烟。他拧开门，递过去五条“中华”。邓小平接过，用力吸了一口，半开玩笑说：“老尤，你总是惹事。”他笑：“您永远是我的政委。”
因此，吴崇德突然出现在自己军区，才让他如坐针毡——官兵认可这个青年，可若因父辈光环被提前提拔，不仅坏了规矩，也坏了两位老战友的清白。电话里他一句“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”，算是给吴克华吃了定心丸。
说到吴克华，这位解放军炮兵司令、新疆、成都两大军区主官，骨子里最重的却是“孝”字。父亲早逝，他七岁便跟母亲相依为命。1931年春，赣东北苏区被敌人围堵，他在前线打仗，母亲因“小脚走不快”被敌军抓住。敌人逼她写信叫儿子投降，她冷笑：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当晚，刽子手行刑。
消息传到前线，他跑回家乡，抱着母亲残缺的遗体嚎啕。草草掩埋后，他在坟前立誓：“日后若有一息，全给穷人出气，也给母亲讨债。”这份恨，后来化作枪口的火舌。
转战十数年，他与许世友在胶东、莱芜并肩作战。胶东一役，司令部驻村仅六十户，为护乡亲，两人带警卫队挨家劝迁。十六位母亲带着儿子报名参军的场景，他提起多次：“乡亲们把孩子交给咱，咱就得给个交代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不求享受，却坚持一件事：给母亲扫墓。从新疆回赣东北路途极远，他一请假就往山里跑。墓前话不多，只有一捧黄土。他啃干粮，坐半天。战友打趣：“司令也艰苦朴素。”他摆手：“在娘面前，啥司令？”
1987年2月，病危的他留下薄薄一页遗嘱：“塔山阻击，战友长眠；余亦愿同眠。”儿女红了眼眶，却知道拗不过。翌年“八一”，他们把骨灰撤进塔山的风里。山下渔火点点，老兵说：“炮司令回来了。”
家乡乡亲没忘记这位烈骨硬汉，在他母亲的坟顶修了一座纪念亭。塑像穿戎装，面朝东南，像在守望那条母子曾经逃不出的山路。
回到1982年，吴崇德依旧在基层带兵。岗位没变，待遇没变，唯独多了份无形的压力——他的姓氏提醒自己，犯错不仅丢个人的脸，还会砸父辈的牌子。多年以后他回忆：“尤司令那句‘大事不好’，其实是提醒我，走歪一步都不行。”
不得不说，那幕尴尬的午后，折射的是军队内部对清正的极高期待。将领子弟能否脱掉光环靠业绩说话，父辈能否抵住亲情考验，这样的故事过去有，以后也不会少。规矩立在那里，兵心就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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